唐代文人生活中，将茶作为待客之物，已成为了普通寻常的行为
可以说，在唐代文人的生活中，将茶作为待客之物，来表示自己的友好已成为了文人交往中普通寻常的行为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对客敬茶也彰显了一种礼仪之美，茶从简单的“礼之器”成为了“礼之本”的一部分。
唐代文人不但自己好茶，更是将茶的功效扩散到同他人的交往中，使之成为了文人文化生活中传递友谊、表达感情的一个重要手段。史料记载中就有很多文人乞茶和赠茶的雅事。日本僧人圆仁离开长安时曾得到杨敬之“赐茶一串川；陆赞回家省亲时曾接受寿州刺史张锰的“新茶一串”;茶文化史上著名的“七碗茶诗”，即前文提到的卢全所作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，记录了一个午后，昏昏欲睡的诗人被送“信”的*将打扰，得友人所送之茶。在煎煮品尝之余，更是有感于茶中意境。其实从题目就不难看出，此诗也是得友人赠茶后的回应。纵观《全唐诗》，直接表现了文人间赠茶、寄茶的诗歌多达37首。由此可见，唐人送茶述情之风盛行，以茶赠友成为了当时文人间的一种风尚。追究其中缘由，大概有以下三种。
一方赠茶，另一方做茶诗答谢是唐代文人之间交往求雅的一种表现，满瓯香茗凝结的是浓浓友情。唐诗中有很多诗人在接到别人馈赠的好茶之后，回赠茶诗来表达谢意。诗中既有对所赠之茶的赞美和歌咏，更有诗人对朋友的感激之情。
譬如，李白在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》诗中写到了族侄中孚僧人赠茶，自己则以诗作为酬谢。白居易在《睡后茶兴忆杨同州》中道，“白瓷瓯甚洁，红炉炭方炽。沫下娴尘香，花浮鱼眼沸。盛来有佳色，咽罢徐芳气。不见杨慕巢，谁人知此味？”杨同州，即杨汝士，时为同州刺史。“不见杨慕巢，谁人知此味？”表达了在品饮茶的过程中想念友人，感慨茶友不在身边。由此也可知杨汝士很可能也是好茶之人，巨与白居易交情深厚。而后他作剑南东川节度使时，白居易做诗《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和兄嫂二绝相贺上任》表示“觅得黔娄为妹婿，可能空寄蜀茶来”，尚不忘索取好茶。后来杨汝士给白居易寄了茶叶，有诗为证。《谢杨东川寄衣服》:“年年衰老交游少，处处萧条书信稀。唯有巢兄不相忘，春茶未断寄秋衣。”石这里乞茶和送茶绝不是只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茶已经逐渐成为文人交往的重要媒介了。
唐代文人好品茶，更喜名茶。除了寄送茶表达情意之外，也有寄送名茶给好友或领导，寄寓了对友人及领导的尊敬之情。薛能《谢刘相寄天柱茶》:“两串春团敌夜光，名题天柱印维扬。偷嫌曼情桃无味，捣觉嫦娥药不香。惜恐被分缘利市，尽应难觅为供堂。粗官寄与真抛却，赖有诗情合得尝。”诗中薛能答谢刘相寄给自己天柱名茶，将天柱茶描绘的十分喜人，最后却表示自己官小职卑，是不配得到如此好的茶。尽管如此谦虚，但诗中却也充分体现出了文人之间送茶表示尊敬的意味。诗中的天柱茶在唐代己经颇有名气，唐末杨煌《膳夫经》就有“舒州天柱茶，虽不峻拔遒劲，亦甚甘香芳美，良可重也”的记述。
徐*的《尚书惠蜡面茶》:“武夷春暖月初圆，采摘新芽献地仙。飞鹊印成香蜡片，啼猿溪走木兰船。金槽和碾沈香末，冰碗轻涵翠缕烟。分赠恩深知最异，晚挡宜煮北山泉。”蜡面茶产于福建武夷山，因饮用时碾碎、烹煮，茶汤如同熔蜡，故而得名。在唐代，蜡面茶作为贡茶十分珍贵。作者得到了贡茶本已很高兴，何况茶是名望很高的尚书王延彬所赠，喜悦之情自不必说，故而做诗回赠，表达自己的谢意。
述别情，本是酒擅长的地方。但是，唐代的文人雅士们在别离之际，也喜好以茶诉说难舍之意。这一方面和唐代的“禁酒”*策有关，另一方面更是标榜了文人的雅意，即以茶的苦涩和回甘寄予人生道路的无常。张籍在《送睽师》中说道“九星台下煎茶别，五老峰头觅寺居。作得新诗旋相寄，人来情莫达空书。”“这首诗是张籍在送别睽师之时做的，作者与朋友煎茶、饮茶过后，睽师就要离开，朋友不知何时能再相见。两人依依惜别，诗中还不忘嘱咐要经常通信。此情此景堪比王维的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意境，可见无论以茶别友，还是以酒践行，都表达着离别之苦与祝福之浓，在这个层面上茶味与酒味倒是相通的。张谓在《道林寺送莫侍御》中说“霜引台乌集，风惊塔雁飞。饮茶胜饮酒，聊以送君归。”石在别离之时，明确提出要以茶代酒，送朋友远行，可见，在一些好茶的文人心中，述别情还是茶更好。
